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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名人 

能海法师

时间:2015-05-29 15:46:29   作者:龚国林12世   来源:龚氏宗亲网   阅读:4586   评论:0
内容摘要: 能海法师,是民国时代在汉地弘传密教的代表人物,佛教协会副会长,市政协委员,现任大士岩寺住持,幼年出家,为隆启法师大弟子。近年来,能海法师在徐州市民宗局和佛教协会以及众护法居士,热心市民的支持下,依次增建了东山门、南门,藏经阁,念佛堂,接待室、斋堂和僧舍等,重新...

            

           能海法师,是民国时代在汉地弘传密教的代表人物,佛教协会副会长,市政协委员,现任大士岩寺住持,幼年出家,为隆启法师大弟子。近年来,能海法师在徐州市民宗局和佛教协会以及众护法居士,热心市民的支持下,依次增建了东山门、南门,藏经阁,念佛堂,接待室、斋堂和僧舍等,重新塑造了自在观音像、千尊观音像、滴水观音像、千手观音壁雕、大悲图像壁雕、五十三参壁雕刻等。重修的大士岩寺焕然一新,建筑更加符合佛教的传统特色。1966年,能海法师在五台山碧山寺圆寂,享年81岁,遗骨塔建于善财洞侧宝塔山麓。

 

能海法师

能海法师 - 人物简介


       能海(1886—1967)。俗姓,名学光,字辑熙,四川省绵竹县人。从婴儿到青年都处在清光绪西太后(慈禧)专权时期。日往月来,清廷政治越趋腐败,国势日益垂危。正当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时候,能海已经成为年届二十、血气方刚的热血男儿。此时,他毅然投军报国,考入陆军学校,毕业后因成绩优异,擢任营长。不久调云南讲武堂任教官,后被提升为团长。当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不久,政权又落到野心家袁世凯手中。袁世凯妄图称帝,为独擅军权而设将军府。

1910年许,能海被调入将军府,无职无权,无所事事,每月按标统(又称统带,是清末统辖一标的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团级军官)领饷,使他闲居无聊,以浏览佛经为自娱,开始接触佛教典籍。不久,能海又东渡日本,考察政治和实业,想赖实业以富民。

在日本,看到佛教十分流行,佛教思想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对佛教发生兴趣,随着岁月的推移和接触佛教人士的影响,与当时的学者程芝轩(日本留学生,华西大学教授、教务长,四川省教育厅督学),相互谈论佛法,逐步结为挚友。民国十三年(1924年)能海三十九岁,偕同程芝轩共投涪陵天宝寺,礼住持佛源法师出家为僧,法名能海。同年,又在新都宝光寺从贯一老和尚受其足戒。从此展开他四十多年如一日的学法、弘法活动。


庚子之乱后,清朝政府日益腐败,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激起每一个爱国男儿的热血沸腾。能海法师满怀青春热血,弃商从戎,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刘文辉等同学。能海法师刻苦攻读,成绩优异,毕业后就被派赴康定任侦察大队长,不到一年,就升任营长。1909年,能海法师被派到云南讲武堂任教练官。当时,朱德正在该堂上学。解放后,能海法师在北京见到朱德总司令,朱总司令还追怀这段师生之谊,说:“别来将近40年,老师的面貌虽老了些,但精神还和早年在云南时差不多,可喜可贺。”

1966年,能海法师在五台山碧山寺圆寂,享年81岁,遗骨塔建于善财洞侧宝塔山麓。


能海法师 - 人物生平

能海出家后,先随涪陵天宝寺公持佛源法师学习显教经典,得其临济正宗第四十四代嫡传法统,即开始弘法传教活动。但他不以此为满足,偶于北京雍和宫阅览藏经目录,见密乘经籍颇多,即兴求法之念。自唐以后,内地密法久己失传,而日本僧人空海将密法传回日本建立真言宗,则在日本盛行不衰,于是产生学习密法的宏愿。为探藏密之奥,能海决心进藏求法。因他不懂藏文藏语,第一步则到西康打箭炉(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从降巴格西学习藏文藏语,并将学习藏文与学藏文经籍相结合,同时学习《菩提道次第》、《俱舍论》、《现观庄严论》、《比丘戒》、《集量论》等经籍。接着又在理塘从降阳仁波卿学习《朵马》仪轨等法。能海有了藏文藏语基础后,才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偕同戒数人入藏,一路沿从林小道历尽艰辛,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到达拉萨。从此,能海又礼康萨仁波卿为根本上师,随其学习七年,主要是学显教般苦中观教理及戒律次第等,同时学习文殊大威德密乘二次第等法。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能海从西藏返回内地,取道印度朝圣。从印度到上海,他就开始在班禅额不德尼办事处讲经,同时在上海多处设坛,广作佛事。随后在山西省五台山讲经,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春接任五台山广济茅蓬方丈,依律结夏安居,为僧人讲经。同时在学法僧人中,选出行持精进者约四十人,组成金刚院。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日寇入侵中国,抗日战争爆发,能海率弟子入川开办道场,途经武吕、重庆至成都,沿途举办护国息灾法会,大讲《仁王护国经》,用以激发佛教信徒的爱国热情。在成都接住近慈寺,建立密乘金刚道场。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先后在成都佛学社、文殊院、昭觉寺等处讲经、传戒。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接任峨嵋山毗卢殿住持,不久又去重庆自力举办护国息灾法会。

能海法师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能海又率弟子多人第二次进藏。到拉萨后,弟子们住哲蚌寺,能海仍随康萨仁波卿学法。这次学习,多属密乘诸法,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返回四川。临行前,康萨仁波卿将自己生平弘法所用的三衣、钵器、佛像、法螺、裙靴等一齐传给能海,表示能海尽得密法传承,接受衣钵,成为大威德无上密乘法统的第二十九代祖师。

能海第二次从西藏学法回来,即在近慈寺传戒。随后到绵竹汉旺场云悟寺、广汉龙居寺讲经传戒。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以后,先后在成都近慈寺、彭县龙兴寺、太平寺讲经。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四月,美国学者罗加思,经人介绍来近慈寺听能海讲经,并受皈依,留寺住三月。同时还有比利时天主教徒二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一人前来近慈寺参加听经。同年夏大,在峨眉山砖殿讲《普贤行愿品》。

1950年,能海热忱接待解放军入藏代表,为和平解放西藏提供不少宝贵意见,又亲自将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译成藏文,由部队印成传单,用飞机向西藏人民散发。并派弟于隆果等六人随军入藏,担任翻译,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应有贡献。同年又在北京西黄寺办麻尼法会,弘扬佛法。

1951年10月23日,以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

1952年秋在上海金刚道场讲经,12月代表中国宗教界,参加以宋庆龄为团长的和平代表团,出席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会议期间结识了国际上不少佛教界的朋友,回国时曾有缅甸僧侣随同前来上海金刚道场,一起参加法会和讲经。1953年10月去五台山清凉桥吉祥寺讲经,1954年在北京居士林讲经,11月回五台山清凉桥。

1955年4月,又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国家会议,为保卫世界和平,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56年9月,在北京参加接待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11月回清凉桥。此后即长住五台山,讲律课僧,译经著述。佛事之暇,带领僧众垦山植树,使清凉桥周围山坡松柏成林,浓荫蔽日。

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能海于4月13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书面谈话,坚决拥护国务院《关于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彻底平息叛乱的命令》,表明能海在关键时刻,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融爱国爱教为一体,为祖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利统一作出努力。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在当地爱国僧俗的协助下,短期内即平定了这次武装叛乱。

能海是中国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中国佛教协会的发起人之一,一直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职务。他一生译述的著作共有六、七十部之多,弘法讲经所写的讲义也不少。为了翻译藏文佛典,接住近慈寺后就创设译经院。院中有蒙文、藏文经版不少,又培养了一批译经人才,其中有通法语、日语、英语和藏语、蒙语的弟子多人。他的目标是要把汉藏佛教经典双方互缺的部分,互译刊印补足,以供佛学研究参考。此外,能海还计划把汉文和藏文的主要经典译成各种外文,进行国际交流。亲自撰写一副对联:“通圣言而遍环宇;导世界以趋大同。”挂在译经院门前,表示他的决心与宏愿。


能海法师 - 佛事活动


能海法师在弘扬佛法的漫长道路上,有七年多时间连续在彭县从事弘法活动。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农历八月,能海应彭县县长冯均逸、县参议长罗雨苍、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李平和龙兴寺方丈正乘等人的邀请来彭县讲经。最初是在龙兴寺讲《佛法大义》、《佛说阿弥陀经》、《金刚经》等。因他在龙兴寺看见寺里的密檐式砖塔,整个塔身破来只剩西北一角,认为于国于教都不祥,使他产生了重建龙兴塔的宏愿,在讲经之暇,将此宏愿向一些彭县的政绅人士和僧俗听众透露,得到这些人的赞同。此后,能海法师在彭县的佛事活动就转为重建龙兴塔为中心的弘法讲经活动。

能海早就想在中国修建一个沸塔,苦于没有找到适当地点,这次发愿重建龙兴塔,就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建塔之地。经他在国内部分佛教界中商议之后,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春天,成立了以成都文殊院退院方丈法光老和尚为主任委员、能海法师本人和四川省佛教会会长昌圆法师为副主任委员、龙兴寺方丈正乘等人为常委的“重建益州(彭县古属益州)龙兴舍利宝塔筹备委员会”。会址设在成都文殊院,同时又在上海、重庆两市设立分会,重建龙兴塔的工作从此开始。


能海法师认为佛教起源于印度,重建龙兴塔就想建一个印度式佛塔。筹备初期,有些省内的建筑工程师曾向筹备委员会进献几幅新塔图纸,能海看了都不称心,认为这些形式的塔就像一苞笋子,在中国己经很多了。重建龙兴塔不建这种形式,提出要建一个印度加尔各答菩提道场的金刚宝座塔。因为能海第一次从西藏学法返回内地,取道印度朝圣,在加尔各答菩提道场看见过这种金刚宝座塔,认为这种塔庄严肃穆,美观大方,重建龙兴塔又能将原来的破塔包藏在内,决心要从印度“搬”一个金刚宝座塔到彭县来。由于这种塔没有图纸,能海又亲自到加尔各答菩提道场取回金刚宝座塔的图样,亲自按比例计算怎样才能将破塔包藏在内的大小和高度设计图纸。接着又从崇庆县 (今崇州市)民间请来一位雕造工艺较好的石匠,以龙兴寺方丈室的老式方形茶几面积为宝座面积,按图缩小比例,用红沙石雕造一个与印度加尔各答菩提道场一样的立体小型石质金刚宝座塔(现藏彭州市文管所),将其置于该寺方丈室的茶几上。供关心重建龙兴塔的各界僧俗人士参观瞻仰,借以扩大影响。

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由筹委常委、龙兴寺方丈正乘经手,在新兴镇光辉村太平寺侧,购买了三座彭县铜矿新建不久的砖窑烧造塔砖。接着能海就发动以成都近慈寺的和尚(都是能海的弟子,有数百人,相当于一所从初级到高级的佛教学校)为主,由这些和尚发愿,轮换参加烧造塔砖的劳动。同时在太平寺所处的小山丘麓,修建僧人住宿用房和砖坯晾房,其规模之大,在人民公社化时期,仅砖坯晾房里居住的社员就是一个生产队,现在还有人把当时僧人住宿的地方称为“建塔寺”。

因为抗日战争和建塔,能海法师在彭县龙兴寺、太平寺讲的佛教经籍有:《人王护国经》、《生起次弟》、《四分戒本》、《菩提道次弟》、《菩提道次弟科颂》、《普贤行愿品》、《四分律根本阿含颂》、《定道资粮》、《毗卢仪轨》、 《菩提道显密修行次弟科颂》、《现观庄严论根本颂》、《上师无尚供养现行法》。为了重建龙兴塔,能海又专门译讲《佛塔功德经》 。由于太平寺砖窑经常保持百人左右的僧人(其中以成都近慈寺和彭县龙兴寺的和尚为主,还有成都文殊院、昭觉寺、新都宝光寺、广州六榕寺、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云南鸡足山等地的和尚)在那里做砖、烧砖,能海又专门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农历二月偕弟于仁水到太平寺,并在该寺结夏安居(指农历四月十五至七月十五僧人不外出叫安居),同时举办安居法会,为砖窑僧人讲《佛塔功德经》、《法蕴足论》、《大威德生圆次弟》、《大威德圆成次弟》,直到八月底才离开太平寺。

自建塔以来,能海法师一直往返于成都近慈寺和彭县龙兴寺与太平寺之间,并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正月,将其弟子仁永安排在太平寺长住,到1956年仁永才转回近慈寺。解放后,能海参与接待入藏解放军代表和应邀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三次会议,以及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和山西省佛教协会会长等职,因佛事重点转移,自1950年过了春节离开龙兴寺后就再未来过彭县。其建塔宏愿,已于九十年代在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扑初的支持下,由其弟子清定法师和龙兴寺住持正乘等多人的积极努力,在中共彭州市委、彭州市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已全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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