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氏内地

龚自珍,为官清廉一生,名声毁在儿子手上

时间:2016-04-20 09:23:34   作者:编辑部   来源:环球人物网   阅读:6209   评论:0
内容摘要: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些熟悉的诗句来自于同一个作者。因为其诗文入选中学课本,龚自珍成为当下认知度颇高的清代文人。实际上,在他在世之年,就已经富有文名和诗名。他曾经不无得意地写下过“赖是摇鞭吟好句,流传乡里诗名”的诗句,称自己离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些熟悉的诗句来自于同一个作者。因为其诗文入选中学课本,自珍成为当下认知度颇高的清代文人。实际上,在他在世之年,就已经富有文名和诗名。他曾经不无得意地写下过“赖是摇鞭吟好句,流传乡里"诗名”的诗句,称自己离开京城刚刚回到故乡,就听到有人吟诵他出发前创作的诗作,由此,民间对他有“诗先人到”的谣谚。他为时人所重,由此可见一斑。

龚自珍,为官清廉一生,名声毁在儿子手上

图来自网络

新学偶像

自珍,乳名阿珍,字尔玉,号定庵,浙江杭州人,累世为杭州望族。祖父褆(音同“题”)身,与同胞兄弟敬身同为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进士,在军机处为官;敬身曾任吏部员外郎,后任云南楚雄知府,为官清廉,在当地颇有政声。自珍的父亲丽正,幼年过继给敬身为子,是嘉庆元年(1796年)进士,曾任江苏按察使。自珍家人非但为官显赫,且都极有文学修养,包括他的母亲段驯在内,都著有诗集、文集传世。段驯的父亲段玉裁,乃是清代乾嘉学派中最有名的学者之一。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自珍,很难不受到熏陶。8岁时,长辈就教他《昭明文选》;10岁时,他就每晚在母亲床前的灯烛下诵读诗书,并与母亲相互唱和;13岁,作《知觉辨》;15岁,为诗集编年;19岁,开始填词;21岁,编词集《怀人馆词》3卷、《红禅词》2卷。

精通经史子集的外公段玉裁对他更是严格。嘉庆二十年(1815年),自珍仅23岁,就完成了《明良论》4篇,他描述当时的士林状况:“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段玉裁看到《明良论》后,格外器重这个外孙,称许自珍的文章“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慨”,又说自己老了,能在死前看见这个天下奇才,是一大幸事。但是,段玉裁也曾这样告诫自珍:“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由于外公的教导,自珍自幼即投身于经世致用之学。28岁时,他拜在经学大师刘逢禄门下,从此确立了批判社会现实,主张社会改革的思想。

不过,以诗文取得名声的自珍,在应试之路上却并不顺利。他在第一次乡试(清代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3级:乡试在各省举行;会试在京城举行;殿试由皇帝亲自出题考试)中铩羽而归,此后经过5年的精心准备,才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的乡试中以第四名的成绩高中。随后,他5次参加会试,都不幸落榜,直到38岁时,才考中。自珍原本希望能进入翰林院任职,但是因为字写得不好,书法“不合楷法”,未能如愿。他拒绝去地方任职,而是当了近10年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等闲官,始终未受重用。

虽然官微言轻,自珍并未蹉跎光阴。身处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变革时代,他对时局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自珍不无忧虑地写下这样的诗句:“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对朝廷、国家的忧虑跃然纸上。而对于那些对时局尚未有所警惕的人,他则写道:“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

面对内忧外困,如何才能改革当代弊政,挽救社会危机?自珍认为变法是唯一的出路。魏源和林则徐是他最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他的文集里有《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正是为林则徐前往广州禁烟出谋划策。而林则徐在回信中,这样赞美他的建议:“非谋识深远者不能言,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可见自珍此文中,既有对国务的深谋远虑,又有对挚友的深厚情谊。学者认为,晚清思想解放,自珍居功至伟。有人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光绪年间所有接受新学的思想家,大抵经过崇拜自珍的一段时期。多年之后,改革者梁启超曾高度评价自珍:“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

士林“怪杰”

非同寻常之人总有非同寻常之貌,自珍也不例外。清人的笔记中称,他头顶有棱而四分,如同头上顶着一个“十”字。他的额头往下凹,颏骨往上凸,目光炯炯如电。跟人谈话时,他爱说笑话、段子,谈论诗文时蓬头垢面,甚至不屑于洗漱。

自珍还有一些令人难解的怪癖。有一次,他住在别人家,来客人时跟人聊天,聊得兴起,居然跳到桌子上舞蹈;送客时,他却不知去向;再譬如,他常常与素不相识的人饮酒为乐;又曾嘱咐家人准备宴席,却不请任何客人,独自对着空荡荡的房间举杯自酌。于是朋友都称之为“呆子”。

自珍常常口出狂言:他说流传下来的李白诗歌十有八九都是伪作;又说白居易是“千古恶诗之祖”,因为白居易描摹杨贵妃的名句“回眸一笑百媚生”,乃是形容勾栏妓女之词,并非贵妃气度;他把自家大门命名为“积思之门”,把自己的卧室命名为“寡欢之府”,又在自己的书桌上题了“多愤之木”。后人往往把这些充满控诉性的文字,解读为自珍发泄内心悲愤的表现。

自珍的悲愤、苦闷,无非来自于自己仕途的不顺。为了能在官场上有所作为,他甚至两次“戒诗”,表示不再浪费精力于诗歌上。即便这样,他也无法排解怀才不遇的胸中块垒,只能佯装狂傲。居住京师之时,他是士大夫圈子里有名的狂人,时号“疯子”。每每在参加宴会时,手舞足蹈,高谈阔论,而且口不择言,根本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以至于老朋友魏源有一次专门写信劝他,让他学得滑头点,对什么人说什么话,既要“择人”,也要“择言”。他在致友人信中说:“吾辈行事,动辄为人笑”。可是,他完全没办法自控。

自珍的狂傲是出了名的,甚至在他还没有当官时就已经有所显现。有一则流传很广的故事,虽然不知真伪,却淋漓尽致地形容了他的“狂”。自珍参加科举考试时,一个叫做王植的考官进行评改。王植见文章写得不合常理,不觉大笑。另一考官温房叔闻笑来看,见是浙江考生之作,便断定作者是自珍。于是建议王植推荐上去,免得被自珍骂成不识人才。王植依计行事。揭榜之日,有人问自珍推荐他的考官是谁,自珍嗤笑说:“实在稀奇,是个无名小辈王植也。”王植闻之,便找温房叔抱怨道:“你看,推荐了还是要被骂。”

自珍的“狂”,其实早就有人毫不客气地批评过。在他26岁时,自珍奉父命把自己的诗文拿给一位大儒、苏州人王芑(音同“起”)孙请求指点。王老先生对自珍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你诗中有太多的伤时之语、骂座之言,一个真正的大家不应如此;你嘲笑一般人蝇营狗苟、胸无大志,但不应该认为别人一无是处。凡高谈阔论之人,都颠沛而死没什么好结果;乡愿小民虽终生无大成就,但是能保全自己。我宁愿你做一个碌碌无为的“乡愿”,也不希望看到你成为一个与世格格不入的“怪杰”。

忠言逆耳,人到中年、已经36岁的自珍,依旧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此时他有诗形容自己:“中年何寡欢,心绪不缥缈。人事日龌龊,独笑时颇少。”内心的孤寂苦闷,直接影响着自珍外在容颜的变化:“中夜遽然惧,沉沉生鬓丝。开门故人来,惊我容颜羸。”一个鬓添白发的中年人,满腹经纶,尚未能获得一个满意、稳定的生活,对心高气傲、才高志远的他来说,是深深的耻辱。

40岁时,自珍无意间买到一本习字帖。这本字帖,他幼年时曾临摹过。看着熟悉的字,他酩酊大醉后挥毫写道:“余不好学书,不得志于今之宦海,蹉跎一生,回忆幼时晴窗弄墨一种光景,何不乞之塾师,早早学此?”这是对自己因为书法不合格而落选翰林院的直言控诉。第二天清晨酒醒,看见字帖上自己写的文字,自珍悲从中来,不禁嚎啕大哭。

离奇暴毙

自珍乃一枚多情种子。他的第一任妻子,是自己的表妹段美贞。段美贞是段家才女,和自珍是亲上加亲,二人婚后生活甜蜜美好。婚后一年,自珍北上参加科举考试,段美贞就此和丈夫告别。她满怀期望地送别丈夫,相信此去定能扬眉吐气、光耀门楣。但是,她没能等到好消息,在嘉庆十八年(1813年)农历七月初五,年方22岁的段美贞一病不起,在庸医的误诊下,竟然就此香消玉殒。此时,远在京城的自珍毫不知情,正准备在考场上大展身手。巧合的是,段美贞去世那天,正是自珍的生日。

自珍的第二任妻子是安庆知府何裕均的侄孙女何吉云。她陪自珍度过了在北京的穷苦京官生涯。因为自珍收入微薄又不知节俭,自道光六年(1826年)春季,33岁的何吉云随丈夫入京开始,在长达13年的京师生活中,主妇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其间,因为无法承担高额的房租,他们几次搬家,从热闹的地方搬到人迹稀少的所在,从宽敞的大院落搬到狭小的房屋。何吉云在诗歌中自嘲说自己是“无家者”。此外,她还常常面临断粮的窘境,靠向亲友借贷才能度日。

虽然日子过得苦哈哈,自珍诗歌中却不乏艳情之作,这与他的生活态度是分不开的。他对女性的欣赏,让他一生中有过许多短暂的情缘。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他与清代女词人顾太清的情感纠葛。这一段情事,是清代最广为人知、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段秘闻,称为“丁香花公案”。

这段公案,起源于自珍《已亥杂诗》中的一首。诗歌写道:“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篇末并自注云: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这里的“宣武门内太平湖”,指的是乾隆曾孙、宗室才子、贝勒奕绘的府邸;而“丁香花”、“缟衣人”,则被附会为奕绘的侧福晋顾太清。

奕绘和顾太清都能诗善文,与京中文人墨客过从甚密。自珍本是他们夫妇的座上宾。人们认为这首诗表明顾太清与自珍之间存有暧昧之事。清末学者冒广生《读太素道人〈明善堂集〉感顾太清遗事辄书六绝句》首次将此事书之成文:“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来。人是倾城姓倾国,丁香花发一徘徊。”这起“丁香花公案”遂广为流传,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辟谣者有之。清末的曾朴曾将此事虚构一番,写入了小说《孽海花》的第三、四回,两人的所谓“情事”更是得以盛传。

自珍与顾太清一为当世才子,一为闻名才女,二人的情缘是真是幻,直到今日仍然争执不休。只是,这件事对两位当事人的一生影响深远。顾太清被逐出王府,从此流落市井。道光十九年(1839年),自珍也辞官回乡。他匆忙离开京师之后,对进京心有余悸,曾遣仆人入京迎接家眷,自己并不亲往。两年后的八月廿十,自珍暴病而卒。

关于他的突然离世,坊间众说纷纭。流传最广的,莫过于被奕绘之子秘密杀害。小说《孽海花》则以自珍儿子的口吻说,自珍是被宗人府的同事用毒酒毒死的。

除了这段让人烦心的绯闻,自珍还有一件事不如意,那就是儿子。他的长子名橙,字孝祺。野史记载这个孩子“幼好学,天资绝伦,于藏书无所不窥,为学浩博无涯。”橙跟随父亲居住在北京,学会了满语、蒙古语,甚至精通英语,文能弄墨,武能弯弓,活脱脱一个青年才俊。

橙也很有个性。自珍死后,他为父亲改定文稿。每当改稿之时,都预先将父亲的牌位置于案前,改动一字,就用竹鞭敲击牌位道:某句不通,某字不通,因为你是我的父亲,我才为你改正,使你不致欺蒙后人。

按理说,有这么一个独特的孩子,应该是让人羡慕的。可橙越到后来,越让人不齿。他的字虽然叫“孝祺”,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不孝子:恃才傲物,好作狎邪游,日挥千金,将父亲的书画、藏书变卖殆尽。最后与家人反目,身边只留一个侍妾。他还颇有点儿幽默感,给自己取了个“半伦”的雅号。别人问其缘由,他答道:“半伦者,无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伦俱丧,而尚有一爱妾,故曰‘半伦’。”

橙旅居上海多年,穷困潦倒,后被英国人重金礼聘为翻译官。据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橙曾诱导说:“清之精华在圆明园”,引导外国人进入圆明园,并且自己“单骑先入”,取走了许多金玉重器。虽然学者经过研究,否定了这个传闻,但此等让人不齿的“汉奸”名号能落在橙身上,还是有两个理由:一是他确实为英国人做事;二是他平日劣迹斑斑,恶名在外。

自珍以忧国忧民、改革求变而为人所尊崇,只可惜,好好的名声,身后不过50多年,就让自己的儿子给糟蹋了,单这一点,就足以让后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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